晋商金融资本发展之典商

综观历史，山西是我国文明发达较早的省份之一。由于山西开发较早，富有煤、铁、铝等各种自然资源，从古代中国的版图来看，又处于“八方辐辏”的中心地带，所以历史上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很长时间内都位居全国其他各省(区)的前列。汾河下游的晋南盆地、汾河中游的晋中盆地、晋东南的上党盆地一直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重心。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地区就开始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是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时代又出现了泽州(今晋城市)、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朝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明清时期，晋商上通朝廷，下结官绅，商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白银滚滚从各地流回乡里，置田产，起楼阁，显赫一时，据沈思孝《晋录》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逐步成为令人侧目的商帮。山西商帮又称晋商，主要经营盐、丝、粮食、棉布、铜铁以及汇兑业务。在众多的晋商中，尤以盐商、茶商、票商、粮布商以及对日贩铜的铜商最为著名。

晋商之崛起——盐商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为了防御打击漠北的元王朝残余势力，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9个边防重镇，从而形成一个很大的军事消费区。为了解决北部边镇粮饷供应，洪武三年(1370年)始创开中法，即明朝政府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便可向政府换取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盐是人们生活中的日用必需品，卖盐可获取高额利润，地临边境的山西商贾便借助纳粮中盐政策的实施大显身手。他们或往边镇贩运粮草、铁器、茶叶以换盐引，或于边地雇人垦荒种地(即商屯)，把收获的粮食就地纳仓以换取盐引，迅速获取厚利。在山西众多商人中，许多是由小商贩发展成为大粮商和大盐商的。如李因笃的祖先，原是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最初种田兼做小买卖，俟开中法实施后，其曾祖父贩运粮食到延安柳树涧上，纳谷数千万石，供养安边、定边、安塞边军数万人，可见其经营粮食之多。平阳府商人王玺往辽东贩运商品，仅10余年就成了巨富。商人王一鹤开始经商时，靠贷款在里邑卖布，后来到江浙一带贩棉布到九边去卖，资日厚。以后又去淮浙、扬州经营盐业，资大起，成了大盐商。当时，山西盐商大多出自平阳、泽州、潞安、汾州、太原、大同等地。据史料记载：“蒲多豪贾”，不少山西商人“赀数钜万”，甚至受封为皇商。

随着边境局势的平静以及无法保证开中法的正常推行，明政府不再着眼于巩固国防，而是致力于充实国库，并且建立起以银货为中心的边饷筹集体制，开始以纳银来代替纳粮、纳草。随着开中法的废弛和折色银的实行，一部分晋商在这演变过程中获得了巨额收益。山西盐商所以能在财力上压倒其他商人，是和他们在盐商界占据垄断地位分不开的，而垄断是当时获取最大利润的条件。凭借垄断盐引，他们发展为拥资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富商大贾。当时，只有新安商人可与晋商分庭抗礼。

山西盐商经营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活动地域的拓展。在运司纳银制实行之前，他们的活动舞台主要为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到明中叶开中法改为折色制后，山西盐商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据明·韩邦奇《苑洛集》：平阳府商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曰南席云……”张四维在《贺洛川陈君恩赐荣亲序》中记述碧山公的经商范围时称：“自甘鄯、银绥、云中、上谷、辽左诸塞，沿以内若秦、燕、青、豫、扬、吴、蜀、楚，通都大邑，凡居货之区，莫不有碧山公使矣”。可以说西起西域、东到辽东、南至岭南、北迄漠北的广袤土地上都有晋商的足迹。

伴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山西盐商经营项目亦逐渐增多。他们除经营盐、粮、丝、茶外，举凡军民用品无所不营，盐米、棉布、铁器、丝绸、木材、瓜果、金融、典当、牲畜、香药草料、陶瓷器皿应有尽有，形成种类繁多的各色商人。

对外贸易之茶商

明清时期，在人数众多的山西商业大军中活跃着一支进行对俄蒙贸易的商队，这就是山西茶商。他们北上西向，东渐南下，在半个中国范围内采购茶叶、丝绸、土布、瓷器、手工艺品及本省烟叶、米谷、酿造品、铜铁制品等，运往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市场，以换取俄国皮毛、呢绒、五金、家畜、玻璃器皿。为适应巨量商品运输的需要，他们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自备大批马匹、骆驼、牛车，常年奔波在塞外运输线上。驼行常数房相随，以致队列之驼累百达千，牛马车辆数百结队，首尾难以相望，长可里计。

山西并非产茶之乡，但茶叶却是晋商与国际贸易之间强有力的纽带，也是其一个历久不涸的致富财源。他们深入闽、赣、湘、鄂等产茶地区收购茶叶，并在当地投资设厂。大致从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在晋商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以福建武夷茶的运输来说，其路线是：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襄樊)起岸，贯河南入泽州(山西晋城)，经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乌兰巴托)，至恰克图。山西茶商在通往恰克图以至欧洲的漫漫茶道上，年复一年西往东归、北上南下。

正是这种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晋商精神”，晋商才被冠以“国际性商人”的桂冠，为自己铸就了利润的“金砖”。山西许多人家经常教育子弟：“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长大住茶票庄”，“做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客”(客指外出当老板)。

在众多山西茶庄中，经营对俄茶叶贸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村常家。常氏一门，自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该项贸易始，历经乾、嘉、道、同、光、宣七朝150余年。及至晚清，在恰克图十余个较大的山西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省巨商和外贸世家。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亦不逊色，其以专营茶叶发达，继而兴学堂、办实业，特别是渠家后人——山西近代实业家渠本翘见义勇为，捐巨资向英商争赎山西矿权，造福桑梓的壮举更为万民称颂，载诸史乘。

茶叶的广阔市场使其发生媒介效用。晋商服贾四方，长途贩运，在各大商埠开设店铺的同时，对各地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山西介休县(现改为市)张兰镇，原是一个小村镇，但由于是太原和晋中商人赴两湖采购茶叶运往俄蒙的必经之地，遂于清代发展成为“商贾辐辏俨如大邑”的商业重镇。清代归化城因“商贾云集，诸货流通”成为蒙古地区的商业枢纽、贸易中心。昔时不过一个小镇的多伦诺尔，清乾隆时已“人家鳞比，衡宇相望”。今天，以晋商的行帮、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依然存在，如张家口的日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蒙古国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分别由山西商号“日昌”“复盛西”“大盛魁”之所在而得名。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则受当时山西定襄县、宁武县的商人影响而命名。时至今日，在东北、内蒙古、西北仍流传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盛志，后有西宁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的民谚等。

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俄恰克图贸易使晋商获得长足发展，积累了雄厚资本，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草原和大漠城镇的兴起和交通运输路线的开拓，对于我国北部广大牧区经济的开发有着积极作用。恰克图贸易的持续发展，扩大了我国茶叶、丝织品及各种手工制品的销售市场，较大程度地刺激了茶叶、纺织及其他民用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金融资本发展之典商

晋商金融资本是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明清时期，晋商既经营盐茶等商品又从事金融业，二者的结合，出现了晋商早期经营金融资本的机构——依靠自有资本放债的典当、印局和在经营存放款业务中起中介作用的钱庄。其中典当业规模宏大，蔚为壮观，史称全国之“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罗炳绵：《近代中国典当业的分布趋势和同业组织》，载《食货月刊》)。山西典商是明清两代著名典当业行帮。

清代全国开设典当最多的省份是山西，据资料统计，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典当数位居全国第一，共有2602家，约占全国总数的26%;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共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则5175家，占全国总数的28.6%。即使在晋商衰落的光绪年间，山西典当在全国依然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据李沙《当铺》一书记载：光绪十年(1887年)前后，北京以外的当铺7000余家，山西省则1773家。由此可见，典当业是晋商经营的一大行业，是其获利的主要手段。晋商经营典当业不遗余力，其中灵石、介休、孝义人尤为擅长。

陆国香《山西之当质业》一文中曾记述：“清代天津、北平、山东、河南、张北等地，其典当几乎全系晋商所经营……在前清末叶，上述各地之典当亦有他省人投资而转让者惟掌铺伙友等，仍以晋人充当，其中以灵石、介休人居多。” 王韬《遁窟澜言》载：“山西灵石县杨氏，巨族也，以豪富多，在京师开设当铺七十余所，京中人呼之当杨。”清道光年间，孝义县人在外埠开设的当铺，北京有集义当、源合当，天津有积善当、天合当，张家口有茂丰当，宁夏有晋义当和晋永当。以致“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

山西典商在天津以山西会馆为后盾互相扶持、帮衬，势力日益强大，形成津地一大典帮。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所建的位于锅店街的山西会馆即为盐、当、杂货等商聚议之所;道光三年(1823年)，长芦盐商山西临汾人侯方嫌在估衣街建立第二个山西会馆，亦作为“山西典、盐、杂货等商”的聚议之地。晋商不仅在北方各省的典当业中占据支配地位，其足迹也到达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兴起了众多的新兴市镇，为典当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故大批山西典商活跃于此。

山西典当业之兴盛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典铺资本雄厚，规模庞大，山西太谷曹家为世代富商，其资本额曾高达1000余万两，商号遍及东北、西北及华中诸大城市，且远及莫斯科、西伯利亚和蒙古。晋中巨贾祁县乔家，不仅开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而且在西北、京津、东北和长江流域各大商业区投以巨资经营当铺。介休冀家，除经营票号外，10万两银子以上的大当铺有钟盛、增盛、世盛、恒盛、永盛等遍布大江南北。祁县渠家是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几个票号的大财东，其开设的当铺遍及各大城市。二是业务多元化。典当为了扩大资本吸收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兼营存款业务，客户借以生息，典当则借以增加资本扩大典当业务。其中西典吸收的最大存款项目是“官款”。官款存典即所谓“发典生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山西典商还经营钱票发行。所谓钱票，与钱庄发行的钞票一样，是由当铺签发的一种兑换券，用它代替货币在市场流通，扩大经营，同时又可赚取一定的利息。典当发行由来已久，并受到官府的默许。据《晋商盛衰记》记载：“清乾嘉年间，晋商在长江各埠设典当四五百家，皆自出纸币，作现生息，每当只四五万资本，而上架20余万，不贷客款分文，以纸币供周转，绰有余裕。” 据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山西巡抚申启贤说：“山西钱票久已发行，名目繁多，有凭帖、兑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

然而近代中国起伏跌宕，社会环境变化甚大。随着社会变迁、战乱频繁、经济凋敝，山西典当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缺乏新的经营意识，一味抱残守缺，恪守传统的经营方式，以致逐步丧失市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清末民初，面对钱庄、账局、票号及新式银行林立，金融市场竞争激烈，山西典当业愈发衰落。